四、國資委審批或備案　　 如果海外投資主體是國有企業的，則還會涉及國資委的審批或備案。
根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加強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第六條規定，屬于企業主業的境外投資項目要報國資委備案，非主業境外投資項目須報國資委審核。
又根據《市屬國有企業股權投資管理暫行規定》第十條規定，國有企業進行境外股權投資和海外并購融資跨境擔保的，應按內部決策程序審議，經所出資企業審核后，由所出資企業報市國資委審批。
五、海外并購融資跨境擔保外匯管理　　 海外投資和并購可能需要大量資金，部分甚至大部分并購資金都是通過向國外銀行貸款的方式實現的，在向境外銀行貸款時，還可能涉及境內企業為其境外設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向境外銀行的貸款提供跨境擔保。
根據《跨境擔保外匯管理規定》，跨境擔保是指擔保人向債權人書面作出的、具有法律約束力、承諾按照擔保合同約定履行相關付款義務并可能產生資金跨境收付或資產所有權跨境轉移等國際收支交易的擔保行為。
　　 在海外并購交易中涉及的跨境擔保更多采取內保外貸的擔保模式，內保外貸是指擔保人注冊地在境內、債務人和債權人注冊地均在境外的跨境擔保。
擔保人為企業的，應在簽訂擔保合同后15個工作日內到所在地外匯局辦理內保外貸簽約登記手續。
擔保合同主要條款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內保外貸簽約變更登記手續。
　　 如發生內保外貸履約，擔保企業可憑擔保登記文件直接到銀行辦理擔保履約項下購匯及對外支付。
擔保人還應當理對外債權登記手續。
六、并購交易中的非常規盡職調查手段與方法　　 盡職調查，在別的行業看來一下子不能準確理解它的含義，在金融投資圈，相信每個人都知道盡職調查，不錯，銀行要放貸給一個企業，要對這家企業進行必要的盡職調查；投資機構投資一家企業也要對這家企業做全面的盡職調查，并購方企業要整合被并購方企業，更要對目標企業做深刻的盡職調查。
　　 有一點我們要明白，那就是要在中國這個獨特的大環境下對一家企業做出符合真實情況的盡職調查太困難了，尤其是當這家企業是非上市公司時，不是別有用心，而是中國特色使然。
　　 筆者是專業從事并購交易的，在中國各種并購整合交易剛剛起步，正處于初級階段，在并購交易中，盡職調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沒有盡職調查，就沒有并購之后整合的基礎，況且并購中的盡職調查還直接關系到并購價格的確定、并購雙方談判的依據、并購風險的控制等等。
　　 在筆者所提煉的中國企業并購戰術體系中，盡職調查可以說起到承上啟下的獨特作用，承上是說并購中的盡職調查可以印證并購戰略的正確與必要，啟下是指并購中的盡職調查為的并購談判、估值、整合打下堅實基礎。
　　 鑒于盡職調查的特殊重要性，大多數投資相關人士都曉得并經常開展各種盡職調查活動，久而久之，盡職調查變成了一種類似“例行公事”一樣的形式工作，當然逐漸也就失去了盡職調查原本最初的作用，從而變得可有可無，我要說的是做盡職調查，要注重內在的實質內容，而不要按部就班的進行“流水式作業”。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做盡職調查之前，我們通常都會列出一份詳細的調查清單，上面羅列了很多要逐一核實調閱的文件與證明等。
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這份格式化的清單導致了盡職調查的流水化作業，一切都類似于走一道形式。
　　 我的建議是調查清單要有，要由并購投資方根據此次交易的個性與實際情況制定一份個性化的清單，也就是哪些內容需要調查，哪些內容不需要過多調查，哪些內容必須要一五一十、一字不落地認真查證，不能為了調查而調查。
我們做調查是為了真的找出問題并解決問題，而不是為了提交一份全面詳細的盡職調查報告。
　　 閑話少說，下面我把自己認為可行并在并購投資實踐中屢試不爽的一些非常規盡職調查技巧與方法做一分享，這些方式方法可能在常人看來不合規距，甚至是不屑，卻很有效。
1、zuihao的調查是潛伏在“敵人”內部　　 前一段時間，由電視劇《潛伏》引發的諜戰劇潮流一波接一波。
潛伏是個高難度的技術活兒，做并購盡職調查就是要潛伏，因為這是為了保證投資人的利益和對被投企業的負責任，深入內部，讓一切都保持原生態。
這樣的“調查”甚至不叫調查，而是叫“赤裸裸的直面”，一切都擺在明面上。
　　 如果“潛伏”的夠久、夠深，再隱秘的問題與細節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潛伏到被投企業里做盡職調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找信得過的人應聘到被投企業里面。
就是類似于港片臥底那種，這種潛伏的調查方式很直接，也很有效，要注意保密，還要防止潛伏人被對方收買，反過來做一些對投資方不利的事情。
2、“敵為我用”將大大提高盡職調查效率　　 如果不能成功打入“敵人”內部，來一招“敵為我用”也是很奏效的。
簡單來說就是在做并購投資之前就通過各種渠道挖來被投企業的一些內部人員，這些人員越關鍵越好，這些人員可能不用直接參與盡職調查活動，只是在暗中幫助操作就已足夠。
　　 這樣的操作手法可以省去投資方許多的調查工作，又可以大大提高調查的效率，當然這種調查方式也有弊端，那就是對方企業的內部人員可能會出于道德或某些制度與法規的約束而不能很好的配合投資方開展的盡職調查活動。
3、在做正式盡職調查之前多做外圍調查　　 可能有些人聽過“外圍盡職調查”這個詞，有的人沒有聽過。
外圍調查顧名思義就是多從外圍主動地向內部調查信息，而不是從內部被動的調查一些信息。
被動獲得的一些信息可能被加工過，不夠原生態，自然就不夠真實可靠。
　　 其實做并購投資有很多種外圍調查的方式方法，比如以其他的身份與被投企業的上下游企業接觸溝通、去相關的協會部門查詢了解、與曾在被投企業任職的員工成為朋友側面打聽、沒事找借口多與被投企業的看大門的大叔、保潔大姐聊聊天等等。
如運用得當，這些外圍調查的渠道都可以幫助你得到你想要的真正信息。
4、做盡職調查要信奉“于細微處見真實”　　 我一直把從事盡職調查的工作人員叫做“商業偵探”。
其實這一點也不夸張，做調查的人就應該有偵探那種“與細微處見真實”的特殊本領。
一些最細小、最不起眼的地方、隨便的一件事、隨口而出的一句話，這些都可以成為投資方盡職調查人員的“采集素材”。
因為這些原生態的信息素材的背后就是你想要的最真實的信息。
　　 做盡職調查的人員不要總是一本正經、煞有架勢地去訪談、去收集呈上來的文件，多留意一些被投企業不經意、很自然的信息流露才是更重要的。
　　 以上幾點是我經過研究實踐后對并購投資盡職調查的一些真實想法，可能你會覺得我一點也不專業，有點野路子，但我想說的是我不想那么“科班制”，我認為真正的盡職調查也不能走尋常路，因為這是在中國，這里的企業的盡職調查就應該符合這里的實際特色。
并購精細化：掌握并購成本控制術　　 最近在忙一個項目，一直沒有時間寫作并購經驗，我執著的認為只有實踐加思考才能出真知，其實，我的許多并購靈感都是在并購實際操作過程中迸發的，就拿剛結束的這個并購案子來說，給我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我們在做并購的時候，尤其是作為買方的并購方企業，在保證并購交易順利進行的一定要注意控制并購過程中的各種成本。
　　 眾所周知，企業并購是為了增加企業自身價值的，是為了追求正面效益的，如果并購方企業不掌握一定的并購成本控制技巧的話，那么并購的最終結果將會令你大吃一驚。
　　 在日常的企業經營管理中，我們都知道有成本控制與管理，“細節決定成敗”理念也一度風靡一時，中國企業在精益化、細節化這方面做的還很不夠，比起日本、德國企業來，我們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我要說的是企業的精益化、細節化理念在并購交易管理中同樣適用，還應該大力提倡。
　　 對于并購過程中的各種成本控制術，在我的并購戰術體系中占有很重要的篇幅，并購是一個高回報高風險，也是一個高成本的企業交易活動，要想控制好并購交易中的成本，我們需要明白企業并購的成本都有哪些，再依次找出應對之策，一般來說，在企業進行并購的過程中會有以下幾方面主要成本支出：　　 是并購交易成本，也就是并購雙方協議價格，作為并購方，并購交易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支出，這個成本支出多少取決于雙方談判博弈的結果，其中對并購交易價格影響較大的因素有并購前目標企業信息掌握程度、并購談判的籌碼多少以及所選擇的價值評估機構及其方法等等；　　 是中介費用，一般大中型的并購交易都需要有專業的中介機構參與，具體包括財務顧問、會計師、律師、評估師等，有的并購交易還需要額外的專業中介機構人員，比如xingyezhuanjia、技術專家等，這些短期外聘的中介機構人員需要一筆不菲的成本支出；　　 第三是并購之后的整合成本，值得強調的是很多并購方企業往往把整合成本給忽略掉，認為整合不需要太多的成本開支，是順其自然的事情，這是一個嚴重的誤區，鑒于整合對于并購交易的重要性，我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有的并購交易整合成本要遠比并購交易本身的成本要高出很多；　　 最后是除去以上三個主要成本以外的其他成本支出，比如信息獲取成本、并購融資成本、稅務成本、機會成本、公關溝通成本、差旅、工商變更等等一些小的成本支出，千萬不要小看這些小開支，累計起來沒準會讓你大驚失色，中國企業的海外跨國并購交易會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成本支出。
　　 了解了并購交易的幾種重要的成本支出來源，我們就要本著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宗旨和原則，來學習和掌握并購交易的成本控制術，下面從我的并購戰術體系中給出幾個控制并購交易成本的措施和建議，以作分享交流。
七、中企海外并購八大失敗案例1、中投投資黑石和摩根士丹利　　 2007年5月，中投公司斥資約30億美元以29.605美元/股的價格購買黑石近10%的股票。
隨著國際金融環境的惡化，直至2008年10月，中投公司在黑石集團上的投資浮虧已經達到25億美元，浮虧為初始投資額的2/3。
2007年底，中投公司又購買了摩根士丹利56億美元面值的到期強制轉股債券，占摩根士丹利當時股本的9.86%。
由于金融危機不斷升級，摩根士丹利股價大幅下跌，交易賬面浮虧30億美元左右。
中投還投資雷曼兄弟發行的衍生債券，2008年9月受其拖累被凍結資金高達 54億美元。
2、中鋁收購力拓　　 經過三個多月的拉鋸戰,中國鋁業以195億美元注資力拓，打算將力拓的股份增加至 19%的計劃終于以分手告終。
2009年6月5日力拓集團董事會宣布撤銷對2月12日宣布的雙方合作推薦,力拓并為此而向中鋁支付1.95億美元分手費。
中鋁注資力拓的計劃一直成為國際財經圈關注的焦點,因為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企業最大規模的海外投資,澳洲以及西方國家是否放行,是觀察西方社會如何對待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次重要zhibiao。
中鋁顯然是低估了政治干預的影響力，沒有汲取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的失敗教訓。
3、平安投資富通　　 2008年11月，中國平安宣布斥資約18.1億歐元折合人民幣238.7億元購買以經營銀行及保險業務為主的國際金融服務提供商富通集團9501萬股股份，約占總股本的4.18%，成為其最大單一股東。
由于前期缺少對富通凈資產預判的經驗特別是缺少對于金融危機對西方金融機構影響的估計，這筆曾經讓人興奮的海外投資，卻讓平安遭遇滑鐵盧。
就在平安收購富通后不久，富通集團轟然倒塌。
中國平安的投資最少的時候僅剩下不到30%。
4、TCL收購湯姆遜　　 2004年7月，TCL多媒體并購法國湯姆遜公司彩電業務，雙方合資成立TCL湯姆遜公司。
同一年，TCL集團還閃電般地并購了法國阿爾卡特的移動業務。
結果前者持續虧損，后者在合資僅一年后就以失敗告終。
導致TCL集團出現虧損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歐洲的運營成本高、尤其是員工成本很高，而彩電行業一直處于低利潤時期;在歐洲，液晶電視的銷售量增長快于其他任何地方，TCL集團卻繼續大量生產普通顯像管電視機，歐洲市場已經為TCL集團帶來了24億港元的損失。
5、中海油并購優尼科　　 2005年6月23日,中海油宣布以要約價185億美元收購美國老牌石油企業優尼科石油公司。
單筆投資額大是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的一大特點，這跟它們擁有比較好的金融支持甚至政府支持相關，它們把這一優勢發揮得也比較充分。
當然，這也為它們的某些并購增添了麻煩：有時候，僅僅因為“錢的顏色”就讓交易泡湯：中海油并購優尼科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6、民生銀行收購美國聯合銀行　　 此前投資1.29億美元、購得美國聯合銀行9.9%股份的民生銀行，2008年3月提出收購要約，股份提至19.9%，以保護其初始投資，并擴大在美國市場的地盤。
但根據當地法律，并購方無論怎么增持，都無法取得控股權。
一般到20%之下還行，20%之上的困難就比較大。
民生銀行行長洪琦后來說：“是他們的政治性太強。
投行跟你說，律師跟你說，人家是想把業務做成，成不成是你的事，他要拿手續費。
”7、四川騰中收購悍馬　　 2009年6月初，正當美國iye通用汽車公司遭遇破產危機之時，地處中國西部四川一家名為騰中重工的民營企業宣布，已與通用公司達成了收購悍馬的初步協議。
2010年2月25日，通用與騰中先后發表聲明證實，收購交易失敗。
至此，自去年以來炒得沸沸揚揚的騰中重工“馭馬”事件，終于塵埃落定。
失敗原因眾說紛紜，中國首位研究汽車產業的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研究員喬梁表示，購買一個品牌無非三個目的：技術、管理經驗、市場。
很明顯，已經不適應當今社會主流發展方向的悍馬早已不具備這些要素了。
8、上汽控股雙龍　　 2004年上汽集團出資5億美元控股韓國雙龍汽車公司，上汽對韓國國內復雜的法律環境、勞資糾紛估計不足，又缺乏管理韓國企業的國際性人才，結果導致當初設想中的技術合作、技術引進毫無蹤影，“韓國公司中國化”的計劃也成為泡影。
付出的代價就是雙龍破產，并為它的債務承擔責任。
雙龍汽車的主打產品是SUV和中高端轎車，且市場主要偏重于西歐和北美地區，受全球金融風暴沖擊明顯。
5年賠20多億，就是上汽最后的收獲。
9、中化國際收購韓泰煉油公司　　 2003年10月，泰國國家石油公司曾許諾向中化集團zhuanrang泰國最大、利潤最高的石油精煉廠35%的股份。
但最終泰國方面沒有履行諾言，中化集團則將目光從泰國轉向韓國。
2004年6月和韓國仁川煉油公司簽署一份排他性諒解備忘錄，2005年國務院原則同意，最后卻遭到仁川煉油廠的最大債權人———花旗銀行海外資產管理公司的反對。
花旗開出7.7億美元收購仁川煉廠的價格，比中化集團的5.6億美元高出2.2億美元。
中化國際管理人員將失敗歸結于韓國市場的限制。
八、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中常見的稅務風險點　　 并購活動通常分為項目啟動、談判、整合和退出四個環節，稅務風險存在于上述每個環節當中。
我們擬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各環節中經常遇到的或容易被忽視的稅務風險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應對策略。
(一)未實施詳盡的稅務盡職調查是產生海外稅務風險的重要誘因　　 在一項并購活動的初期，投資者通常需要對被投資公司進行盡職調查。
調查的范圍可能涵蓋財務、稅務、商務、法務等領域。
調查的目的在于識別目標公司歷史經營期間的潛在風險，以幫助投資者對目標公司的運營狀況進行評估。
尤其在一項股權并購交易當中，買方可能會繼承被收購公司所有歷史稅務風險。
盡職調查的結果常常也是買賣雙方交易收購協議條款及價格的談判籌碼之一。
　　 中國投資者海外并購稅務風險的識別與管控，就在于是否對目標公司展開詳盡的稅務盡職調查。
在實務當中，不少中國企業的管理人員由于對稅務風險的防范意識不強，常常忽略稅務盡職調查的重要性。
導致在交易還未進入正式交割階段，就已經存在可能導致未來經濟利益損失的稅務風險。
　　 比如，中國公司如果希望收購美國公司，不能僅根據我國對有限責任公司的稅務處理來理解美國的有限責任公司稅務責任，否則就有可能忽略相關的稅務影響從而導致潛在的合規性風險。
　　 美國公司最常見的法律形式包括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Company,LLC)和股份有限公司(Corporation)。
從美國聯邦所得稅的稅務屬性來看，通常情況下，LLC不直接負有美國聯邦所得稅的納稅義務，Corporation則默認作為獨立納稅實體進行納稅。
LLC本身的稅務屬性取決于其股東的數量，通常情況下，單一股東的LLC從美國聯邦所得稅的角度被視同為“稅務穿透體(ADisregardedEntity)”，即該LLC與母公司屬于同一個納稅實體，由母公司進行美國聯邦所得稅的申報;若LLC存在兩個或以上股東時，該LLC從美國聯邦所得稅的角度被視同為“合伙企業(APartnership)”進行納稅，即LLC應當根據美國聯邦所得稅法對合伙企業的規定報送相關的納稅申報表，將其應稅所得按照約定的比例分攤至合伙人層面并由合伙人進行納稅。
LLC也可以對其美國聯邦所得稅稅務屬性做出選擇，即可選擇按照類似Corporation的獨立納稅實體屬性進行美國聯邦所得稅稅務申報。
　　 由上可以看出，美國公司的稅收屬性對中國公司收購后的美國聯邦所得稅納稅和申報義務將產生不同的影響，如中國公司直接收購美國LLC，則中國公司將可能直接在美國產生納稅義務。
　　 另一方面，收購LLC也可以帶來相應的稅收利益。
比如，中國公司全資收購美國LLC時若通過銀行的收購貸款解決融資問題，其產生的部分利息費用在符合美國稅法的相關規定情況下，可用于抵減LLC的應稅所得，進而降低在美國的稅負。
從美國聯邦所得稅的角度出發，收購稅務屬性為“稅務穿透體”或“合伙企業”的LLC將被視同為資產收購，相關收購溢價可以被分攤至不同類型的資產從而提高資產的美國聯邦所得稅的計稅基礎。
收購后，可以按照增值之后的資產計稅基礎計提折舊和攤銷，并進行稅前扣除。
若該收購形成商譽，則該商譽也可以按15年的期限進行攤銷并在計算美國聯邦所得稅時進行稅前扣除。
　　 若中國企業并不知曉這些規定，未準確申報稅前扣除，則會損失應得利益，從而導致稅務成本的上升。
可見，在并購國外公司之前，做好充分的稅務盡職調查是一個必要步驟。
(二)不合理的股權架構有可能導致利潤匯回中國時產生額外的稅務成本　　 在企業海外并購過程中，投資股權架構的搭建是提升投資收益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各個階段中受到中國“走出去”企業關注最多的方面之一。
合理的股權架構不但有助于降低境外利潤匯回中國時的稅務成本，也對中國企業在境外的整體布局、區域業務管理、跨境資金調配、未來業務整合與剝離提供了一定靈活性。
在設計投資控股架構過程中，必須考慮境外稅法與中國稅法的協調性。
1.境外稅法以及雙邊稅收協定(安排)的影響。
　　 股權投資架構所涉及的境外稅收影響主要取決于被收購運營公司所在國家(地區)以及中間控股公司(如有)所在國家(地區)的稅收法規以及相關國家(地區)所簽訂的雙邊或多邊稅收協定。
中國公司在海外投資的過程當中，通常會選擇中國香港、新加坡、盧森堡、英國等國家(地區)作為中間控股公司所在地。
這些國家(地區)從稅務的角度普遍對一些符合條件的被動收入(PassiveIncome)不征收或征收相對較低的所得稅，且往往擁有較為廣泛的稅收協定(安排)網絡。
如中國香港、英國均對境外取得的股息所得不征所得稅，對向境外支付的股息也不征收預提所得稅;盧森堡對來源于境外子公司的符合參股豁免條件的股息所得不征收所得稅，而其國內稅法規定了盧森堡公司向與盧森堡簽有雙邊稅收協定的國家的稅收居民支付股息亦無需繳納盧森堡股息預提所得稅。
　　 上述國家(地區)是較多中國公司選擇的中間控股公司所在地，但若盲目在上述國家(地區)設立中間控股公司用以收購境外目標公司，則可能給中國公司帶來額外的稅收成本。
　　 仍以中國公司收購美國公司為例，某內地電信企業在美國收購一家技術研發公司(法律形式為Corporation)。
由于聽說中國內地企業常常以中國香港、新加坡的公司作為控股平臺以達到稅收優化的目的，該電信企業選擇設立香港公司作為收購平臺。
該企業未了解到，由于美國與中國香港之間并未簽訂雙邊稅收協定，美國公司向中國香港公司支付股息需按美國國內稅法代扣代繳30%的預提所得稅。
如果由中國內地公司直接收購美國公司，則根據美國和中國簽訂的雙邊稅收協定，對股息所得征收的美國預提所得稅稅率一般可降為10%。
2.國際稅收規則變化的影響。
　　 保持對東道國稅收法規及全球稅務規則動態的持續關注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也十分重要。
以2014年9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最新工作成果為背景，shijiegeguo都在不斷加強跨境稅收管理，以遏制跨國公司對本國稅收的侵蝕。
如BEPS行動計劃第2項行動計劃“混搭錯配安排”的工作成果，旨在打擊企業利用混合工具規避納稅義務的行為。
在隨后短短幾個月內，法國、德國等多個國家開始采取相應的單邊行動。
英國、日本、新西蘭等國也紛紛開始考慮對涉及混合工具的稅收法規進行修訂。
在全球并購領域，許多交易團隊已經針對最新的國際稅收動態考慮對交易架構進行必要的調整，而如果投資團隊在這一期間仍然參照BEPS行動計劃展開之前的思路將傳統混合工具納入交易安排中，不但無法達成節稅的效果，還可能產生不必要的架構搭建成本，并帶來稅務風險。
3.中國國內稅法對股權架構的影響。
　　 在海外并購當中，企業常常陷入這樣一種誤區，即將海外并購的稅務風險完全等同于海外稅務風險。
在實踐中，企業將精力全部投入到海外稅務風險的評估，卻忽視了對中國稅務風險的評估和管理。
　　 以境外所得稅收抵免為例：某中國企業在收購某大型海外集團時，針對目標集團在中國境外的運營實體進行了詳盡的架構籌劃，沒有注意到目標集團下的中國子公司，在收購后形成了“中國母公司-外國子公司-中國孫公司”的“三明治”架構。
其中，該中國母公司與孫公司均適用2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中國孫公司向外國子公司支付股息可享受5%的股息預提所得稅優惠稅率，外國子公司(即中間控股公司)收到股息及支付股息在當地都無需繳納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125號)，“居民企業從其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外國企業分得的來源于中國境外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外國企業在境外實際繳納的所得稅稅額中屬于該項所得負擔的部分，可以作為該居民企業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稅稅額，在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抵免限額內抵免。
”由于中國孫公司在中國繳納的企業所得稅不屬于“在中國境外實際繳納的所得稅”，中國母公司在取得自中國孫公司以股息形式逐層匯回的利潤時需就取得的股息全額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無法享受稅收抵免處理，導致較高的整體稅負。
如果該國內企業在確定收購架構時已關注這一稅務影響，則在不影響其它商業安排的前提下，可以考慮通過中國國內公司直接收購目標集團內的中國公司。
在這種情況下，收購后中國國內母公司將直接持有被收購的中國子公司，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中國居民企業之間支付的股息通常屬于免稅項目，無需在中國繳納企業所得稅。
這兩種并購方案產生的實際稅負差異在20%左右。
(三)未充分重視收購協議當中的陳述、擔保和補償條款可能導致投資人收購后利益受損　　 收購協議中的陳述、擔保和補償條款是保障投資人權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稅務盡職調查階段發現的目標公司稅務風險，均可通過在收購協議當中添加賣方的陳述、擔保和補償條款達到降低買方收購后稅務風險的目的。
還可以通過在收購協議中約定以托管賬戶的形式凍結部分交易對價直至相關稅務風險得到妥善的處理，以保護投資人免于承擔潛在的歷史稅務風險。
2007年，在一家境外zhiming私募基金投資某上市公司的案例當中，當簽署股權收購協議時，買方通過擔保及賠償條款，非常詳細地列示了所有已發現的稅務風險，并在收購協議中約定以托管賬戶的形式暫時不向賣家支付部分對價的安排。
之后，買賣雙方就相關稅務風險補償申請仲裁時，買方根據股權收購協議中的相關條款成功取得了與賣方的和解并得到了相關的補償。
　　 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當中，常常對收購協議中的陳述、擔保和補償條款不夠重視。
在某些交易過程中，企業聘請的稅務專家已經明確建議企業在簽訂收購協議時應當包括與稅務風險相關的陳述、擔保和補償條款，但收購方在最終簽署協議時，仍然忽略了對上述條款的添加。
在某起案例中，中國公司在完成收購后的次年，境外稅務機關就對被收購的企業進行了稅務稽查，發現了相關的稅務問題并要求該公司補繳稅款并接受相應的處罰。
這些稅務成本由于無法從賣方處取得補償，最終全部由中國收購公司承擔。
(四)收購后母公司未能對境外稅務事項進行有效管理　　 一項成功的收購不僅取決于收購時點的明智決策，收購完成后能否對目標公司進行有效整合，對于收購項目而言更具有長久深遠的意義。
　　 例如，收購完成后，日常經營涉及的關聯方交易問題就是企業應該考慮的問題之一。
如前文所述，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是近期國際稅務的熱點問題，而關聯方交易又是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行動所重點關注的對象之一。
國內某高新技術企業在美國成功完成一筆并購交易之后，根據其業務發展需要發生了一些國內關聯公司與美國公司之間的交易。
并購交易發生后第五年，美國公司的關聯方交易zhuanrang定價安排在美國遭到了稅務機關的質疑，并導致美國子公司就過去3年的關聯方交易進行稅務調整，補繳了相應的稅款與滯納金。
　　 根據企業管理人員的分析，國內公司與美國公司之間的交易定價存在支持資料不夠充足的問題，但根據美國公司的職能風險定位，美國公司確實不應留存大量利潤，美國稅務機關提出的稅務調整并不合理。
該集團在美國根據稅務機關提出的納稅調整要求相應補繳了稅款，但國內公司無法對境內應稅所得進行相應的調減，集團實質上承擔了雙重征稅。
企業管理層對此感到無奈，希望通過改進資料文件的質量避免可能出現的調整。
如果企業管理層對收購后境外稅務事項足夠重視，及時對相關zhuanrang定價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并準備充分的支持資料文檔，上述風險導致公司承擔額外稅務成本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
　　 2018年，亞新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辦公室，為中國企業提供境外投資備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商務委、發改委審批；申請文件制作；前期工作落實情況撰寫；提供審計報告。
　　 自2018年3月以來，境外投資項目審批愈加嚴格，相關審批部門需要境內投資企業提交盡職調查、可研報告、投資資金來源情況的說明、投資環境分析評價等前期工作落實情況說明資料，通過材料對項目的說明論證進行審批。